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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為西漢司馬遷所著。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分為本紀、書、表、世家、列傳五種形式。傳記的一種,主要記諸侯之事。作者是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史記》約成書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來是沒有書名的,司馬遷完成這部巨著后曾給當時的大學者東方朔看過,東方朔非常欽佩,就在書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馬遷的官職,“公”是美稱,“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誰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著錄這部書時,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則又簡化成“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一般稱為“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近人梁啟超稱贊這部巨著是“千古之絕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愿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愿。后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后,終于完成。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并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系的演變,從而了解“古今之變”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愿。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后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后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于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并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于“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此書記事始于傳說中的黃帝時期,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古代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

    按司馬遷所說,編寫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關系,作者批判了原來的“神意天命論”,提出了“帝王中心論”。“通古今之變”,即探究歷史的發展實況及其規律。

    《史記》參考了眾多典籍,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和諸子百家等,同時參考檔案、民間古文書籍。他還親自采訪,進行實地調查,然后對材料精心選擇使用,治學態度異常嚴謹。

    漢代之前的歷史著作在內容、史事、材料、作者編撰水平上都無法和《史記》相比。可以說,《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后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基本都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也很高。

    司馬遷去世之后,《史記》并沒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視。到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經過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注釋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記集解》,是現存最早的舊注本,唐朝司馬貞撰寫《史記索隱》,有很多新見地,唐朝的張守節用畢生精力寫成《史記正義》,成就較高。

    該書現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黃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認為善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參考價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間有金陵書局的刻本。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

    全書略于先秦,詳于秦漢,所述秦商鞅變法至漢武帝晚年的歷史,約占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綱紀的緣故。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家”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后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用“世家”體裁記述這一情況,是非常妥當的。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于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咤風云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據司馬遷說,《史記》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漢書·藝文志》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注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余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記》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劉向,向子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繼撰續,迄于哀平間,尤名《史記》”。后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史記》以后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并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說武帝讀《史記》后,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評朝廷,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允許的。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范圍限制于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后漢書·楊終傳》云,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余萬言”。被刪后僅十余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后即失傳,以后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補注:許多人認為褚少孫是《史記》的主要續補者,但是他到底補缺多少,各人說法不一。張晏認為褚少孫續補四篇。但姚振寧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說《史記》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孫續補。有的人認為《傅勒列傳》文章,格調酷似司馬遷,褚少孫未必能寫出如此文章。)

    作者生平

    《史記》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于漢武帝征和三年。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歷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愿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后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yu望,走訪神州大地,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跡,聽取民間故事,采集傳說。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建國前后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后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司馬談死后,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貶責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回護開脫,且李廣利又是漢武帝愛姬李夫人的哥哥。于是,漢武帝把司馬遷投進監獄,處以腐刑(宮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獄,更加發奮寫作《史記》。大約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后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于世。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于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對《史記》的研究與考證

    《史記》在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后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于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于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后,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于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注補:司馬貞,字子正,唐河內(今沁陽)人。開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卷,世號“小司馬”。司馬貞以《史記》舊注音義年遠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骃《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注》、唐劉伯莊《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家的注文,參閱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間己見,撰成對后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并重,注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與南朝時期的宋國裴骃的《史記集解》、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后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家之上。”)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注)。《集解》兼采當時裴骃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茍。《索隱》進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并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辟。《正義》的作者長于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辟。讀《史記》原文,同時注意看一看這三家注,對原書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華書局重新標點排印的《史記》,就是與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兒子,字龍駒。繼承家學,博覽宏識,亦以注史著稱于世。司馬遷的《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裴骃為《史記》作注而垂名于中國史壇。他反復研究《史記》,“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他博采經傳百家及先儒學說,凡對作注有所裨益,便廣而錄之;凡所注引,務必去其浮言游辭,取其精旨要義;如各家說注不同,則兼收并蓄,不肯偏棄;如有未詳之處,寧缺不議,不憑臆想,妄加解說。終于寫成《史記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為現存最早的《史記》注本。與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張守節《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

    《史記》成書后,由于它“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后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夸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并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后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于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并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了,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以及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張文虎著《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一書對《史記》的史文及注文進行了精審的校訂。他根據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見到的各種舊刻古本和時本,擇善而從,兼采諸家,金陵局本就是經過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撰《史記會注考證》,《考證》資料比較詳實。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只附錄三家注,《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家注以來有關中日典籍約一百二十多種,其中國人著作一百零幾種,日人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于注文中,時加審辨說明,將一千二百年來諸家眾說,以事串聯,較為系統地介紹出來,大大節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極大方便,顯然比三家注優越。

    《考證》資料豐富還表現在《正義》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單獨成書,自宋代合刻于《史記》正文下,妄加刪削,大失原貌,尤以張守節《正義》最為嚴重,后世通行本《史記》三家注皆襲此。可是張書既不像《索隱》有單刻本流傳,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記》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極難搜集。瀧川從日本所藏幾種古本《史記》校記中,輯得《正義》佚文一千二三百條,補入書內。這些資料有人認為并非全部是張書原文,但它們對探求《正義》原貌或理解《史記》,俱有裨益。《考證》內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論事,瀧川卻綜合歷代研究成果,聯比考索,對史實、文字、詞語進行考辨、校訂、解釋,從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變竄易、文字歧異正誤、疑難文句意義,以及記載矛盾、失誤,等等。對前人未加解說或解之未詳的亦往往加以考說。再《史記》一書,多采舊典。瀧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見于某書;與他書文字有異,也予注明。由于《左傳》、《國語》、先秦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處,幾乎逐節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證》特別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變和人物的活動。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斷句,這在標點本未問世之前,不能不說是一項成果。

    全書末附有瀧川所撰《史記總論》,論述了司馬遷事歷和《史記》作書資料、體例、流傳、演變、版本等事,不失為研究司馬遷其人其書的有用材料。

    應當指出,《考證》一書是有缺點的,有的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資料方面仍有遺漏,黃震、鮑彪、吳師道、張鵬一、雷學淇等人說法就未羅致。尤其令人遺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論著汲取不多,甚至連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載。其次在材料抉擇去取之間,也有偏守一說、疏漏失當之處;從而摘引某些評論,既違背考證體例,見解又頗為迂腐。在某些問題上,則徘徊兩可,甚少發明。再次,瀧川資言在訓詁方面,有時失于強自為解,斷句亦有失誤。但從總體講,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雖于六十年代影印問世,卻已部分殘缺,其他《史記》校證,固不乏精審之作,然未成書,因此《考證》縱然有不少缺點,仍瑕不掩瑜。在當前《史記》新集釋性注本未出現之前,《考證》堪稱是資料最豐富的《史記》注本,是研治《太史公書》和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參考書。

    《考證》雖參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記而徑改徑補。后來水澤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以補其闕。它以《考證》本為底本,廣校眾本達三十多種,參考中日校記資料近四十種。其中宋本八種、元本二種、日本古本四種、燉煌寫本殘卷三種、日本古抄本殘卷十幾種,現存版本網羅殆盡。

    《考證》輯錄《正義》佚文,省略出處,《校補》為之一一注明。又據二十多種日本古抄本校記等資料增輯《正義》佚文二百余條,其中保存了少數失傳的古書文字。同時對《考證》迻錄三家注張冠李戴錯誤,也加以訂正。匯集歷代學者的注釋,加上他自己的考證,內容相當豐富,造詣非淺。

    自漢代至清代,《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注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詳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編的《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也可參閱載于《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陳乃乾《二十四史注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他們所舉較為重要的有: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和《考史拾遺》。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清郭嵩燾《史記札記》,清沈家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近人陳直之作,則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漢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之銘文印證《史記》,獨辟蹊徑,創獲尤多。因所著《漢書新證》成書在前,《史記新證》稿中關于漢武帝以前西漢史之考證與之重復者,均已刪去。

    匯集《史記》各家注釋考訂之作,有近人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成書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年由楊家駱編纂整理,交由臺灣中國學典館籌備處印行,但文有殘缺。南京圖書館收藏有張森楷《史記新斠注》稿本。從文學研究來看,因時代文化環境與研究者知識場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學者多側重于感性的直觀式評點的單篇讀感,缺少具有綜合性、邏輯性的宏觀義理闡釋和文、史兼顧的文學本體論分析。20世紀以來,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制、取材、篇章殘缺與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展了《史記》的綜合集成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進化論影響了一個世紀的學者,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郭沫若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而這一百年的考據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家注等領域。學者借鑒西方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的學理,又帶動了司馬遷人格與社會、民族、民俗思想的更進一層研究,而《史記》的文學研究仍是百年來的重頭戲。

    有關《史記》的工具書,以前述《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于《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跡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鐘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詞匯及習俗語,最為有用。其中多文選入語文書。

    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適用于當代的讀者。

    《史記》考證著作一覽

    史記佚文1卷(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1頁

    史記正訛3卷(清王元啟)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881-927頁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585-598頁乾隆四十年刊本

    訂正史記真本凡例(宋洪遵)學海類編本遜敏堂叢書本此偽書

    史記闕篇補篇考(清汪繼培、孫同元)詁經精舍文初集卷8汪文又見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2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2-4頁

    史記索隱30卷(唐司馬貞)汲古閣本掃葉山房刊本廣雅書局刊本

    小司馬索隱注誤1卷(明楊慎)升庵文集卷47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5頁

    史記正義(清譚師吉輯)抄本此書據王本史記摘出,并博考他書所引,為之補漏訂誤。光緒初年,稿本歸蘇州藝海堂書肆,見葉廷琯吹網錄。日本人作會注考證時所云得舊抄本史記正義,疑即此書。

    史記正義校補(近人高步瀛)稿本

    史記辨惑11卷(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9-19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6-49頁

    史記考要10卷(明柯維騏)嘉靖20年刊本

    史詮5卷(明程一枝)萬歷7年刊本一枝曾助凌稚隆編史記評林

    讀史隨筆1卷(明陳懿典)學海類編本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影印本,題“讀史漫筆”,50-55頁

    史記注補正(清方苞)抗希堂全集本廣雅書局刊本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56頁—83頁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875-902頁

    史記評語1卷(清方苞)戴鈞衡刊望溪全集集外文補遺卷2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84-91頁

    史記考證7卷(清杭世駿)道古堂外集卷7-13已散見殿本各卷考證中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2-158頁影印道古堂本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517-583頁影印民國刻本

    讀史記札記1卷(清潘永秀)昭代叢書丁集補本

    史記志疑36卷附錄3卷(清梁玉繩)清白士集本廣雅書局刊本光緒14年馀姚朱氏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無附錄叢書集成第148-159冊清儒多推重此書,惟李慈銘譏其強解三代以上事。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159-517頁縮印

    讀史記雜志(清王念孫)讀書雜志本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518-620頁

    史記疏證60卷(清沈欽韓)北京圖書館有抄本

    史記評注12卷(清牛運震)空山堂全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621-897頁

    補史記注130卷(清錢土占)未刊臨卒,以稿授松筠,見漢學師承記卷3.

    史記辨證10卷(清尚镕)道光10年刊持雅堂全集本同治中重刊全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898-931頁,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蕭浚蘭)

    史記集說130卷(清程馀慶)1918年石印本此書成于道光19年,向無刊本,石印甚簡陋,遂不為世重。

    史記校2卷(清王筠)故宮博物院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32-973頁題民國24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校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419-460頁民國24年印本

    史記紀疑2卷(清劉青芝)劉氏傳家集本

    史記蠡測1卷(清林伯桐)修本堂叢書本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74-988頁

    史記拾遺7冊(清林茂春)北京圖書館藏抄本引書止經籍篹詁,成書當在嘉慶以后。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659-874頁稿本

    史記毛本正誤1卷(清丁晏)頤志齋叢書本廣雅書局刊本叢書集成第147冊此正汲古閣刊本史記集解之誤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89-993頁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1027-?頁廣雅本

    景佑本史記校勘記(龍良楝)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925-1026頁臺灣影印本

    校史記雜識(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5

    讀史記1卷(清許玉)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正義佚文纂錄(近人李蔚芬)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195-231頁影民國刻本

    史記正義佚文輯校(今人張衍田)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5卷(清張文虎)金陵書局刊本文泱:中華書局1977年整理點校本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71-194頁同治11年金陵局本

    史記札記(清郭嵩燾)1957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讀史記日記兩種(清李德基朱錦綬)學古堂日記本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94-995頁牛錦綬讀史記日記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李德基399頁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朱錦綬413-418頁雷浚等編光緒刻本

    讀史記日記3卷(近人沈惟賢)學古堂日記本

    史記札記2卷(清李慈銘)1928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71-79頁

    點勘史記130卷(清吳汝綸)1920年南宮邢氏刊本1915年都門書局鉛印本此書一評文為主,間附考證語極精。

    史記散筆2卷(清于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校勘札記130卷論例1卷補1卷(清劉光蕡等)光緒21年陜甘味經書院刊本

    史記校注(佚名)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599-658頁民國影印本

    讀史諍言4卷(清章詒燕)江陰先哲遺書本

    史記私箋1卷(清鹿興世)光緒28年山西高平縣刊本

    史記新斠注(清張森楷)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探源8卷(近人崔適)宣統二年崔氏觶廬刊本北京大學鉛印本辨證史記之竄亂,以今文家言為主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1-70頁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1-70頁宣統二年刻本

    史記發微(近人楊贊襄)1910年成都石印本

    讀史記蠡述(李澄宇)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847-880頁

    史記識誤(近人周尚木)1928年石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461-516頁民國17年石印本

    史記三家注補正8卷(近人瞿方梅)學衡第40、45、55、57、58期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80-125頁

    史記解詁(近人吳國泰)1933年成都居易簃叢著本

    史記紀年考(近人劉坦)1937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126-461頁

    史記考索(近人朱世榛──溱?)1947年開明書店鉛印本文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朱東潤)

    史記舊注評議13卷(近人王駿圖撰王駿觀續)1947年鉛印本

    史記訂補8卷(近人李笠)1924年自刊本又有史記訂補之馀,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卷1號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462-556頁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233-331頁民國13年刻本

    史記會注考證130卷(日本瀧川龜太郎)日本印本1954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縮印本

    史記會注考證駁議(近人魯實先)1940年長沙湘芬書局鉛印本文泱:岳麓書社1986.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557-605頁

    史記書錄(今人賀次君)1958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讀史記十表10卷(清汪越撰徐克范補)雍正元年刊本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二十五史補編本刪史記原文第1冊據原刊本

    史記六國表新校正1卷(近人陳漢章)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正訛1卷(清王元啟)廣雅書局刊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冊(題:史記月表正偽)據廣雅書局刊本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1卷(清盧文弨)群書拾補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冊

    史表功比說1卷附侯第表(清張錫瑜)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160冊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606-?頁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902-924頁廣雅書局刊本

    楚漢帝月表1卷(明吳非)貴池先哲遺書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冊據劉氏唐石簃貴池先哲遺書本

    《史記》的貢獻與特點

    這部體大思精的史書的貢獻和特點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開創了“紀傳體”體例。何謂紀傳體呢?紀,指本紀,即皇帝的傳記;傳,指列傳,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傳記。歷史人物是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是紛紜復雜的。怎樣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種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書里呢?司馬遷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史記》中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結構。創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編纂學方法。“本紀”按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言行和政跡;“表”按年代譜列各個時期的重大事件;“書”記錄了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載述諸侯國的興衰和杰出人物的業績;“列傳”記載各種代表人物的活動。司馬遷創造性地把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系。

    (二)《史記》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合纂史方法。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時期,記載了我國近三千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貫通古今、內容廣博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在《史記》中,司馬遷第一個為經濟史作傳:《平準書》、《貨殖列傳》;司馬遷又第一個為少數民族立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他還第一個為卑微者列傳:《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等。《史記》第一次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容在歷史學的研究范圍之內,從而開拓了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的發展。由于紀傳體可以容納廣泛的內容,有一定的靈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級關系,因而這種撰史方法,為歷代史家所采用,影響十分深遠。

    (三)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于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項羽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愛記述了項羽的偉業。但對于項羽的驕傲自大和企圖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點,司馬遷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相反,對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才使《史記》以信史聞名于世。《史記》還貫穿一條重要線索,即重視人的歷史作用。司馬遷是反天命的。強調人是歷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寫帝王將相的同時、注意為社會上的各種人立傳,尤其是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放到與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會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來寫。所以在《史記》中,既有戰國七雄的世家、蕭丞相(蕭何)。留侯(張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時也有《陳涉世家》。司馬遷也很重視物質生產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把經濟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還強調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的思想。由于司馬遷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使《史記》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四)《史記》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它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游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啟迪。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于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后世評價

    《史記》的誕生,就中國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體裁。《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無論說它是古代中國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還是說它是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都毫不為過。這一點,只要將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較,就會非常明白。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于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第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我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范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后,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于是,晉朝荀勖適應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里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于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第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當時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的歷史觀是唯上唯心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內容的歷史真實性與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響。

    《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我們把普魯塔克放到中國古代史的長河里來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

    《史記》無論在中國史學史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堪稱是一座偉大的豐碑。史學方面姑且不論,文學方面,它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后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征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只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淵源于《史記》的。

    在戲劇方面,由于《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后代戲劇取材的寶庫。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于《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后來的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于《史記》的,如眾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于《史記》的紀傳體為后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雖然,后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家傳、墓志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系。

    《史記》固然"究無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從而開創了史學的種種先河,也堪稱是膾炙人口的文學佳作,但《史記》最為耀眼的閃光點在于它的平民立場。在司馬遷的《史記》之前,所謂的歷史僅僅是王侯的發家史、光榮史、太平史。在司馬遷的《史記》里,自以為功高蓋世的帝王們同樣有無恥、暴戾、虛假和懦弱的一面;雖然有著種種的過失和缺點并最終兵敗垓下,自刎烏江的楚霸王項羽不失為頂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陳勝曾經在田間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莊稼漢,也是滿懷鴻鵠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個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統文人對浪跡江湖的行徑嗤之以鼻的時候,司馬遷卻對荊軻、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俠們和快意恩仇的游俠精神贊譽有加、不勝神往……《史記》就是這樣以平民的立場、平民的視角、平民的情感看歷史、寫歷史、評說歷史,從而第一次給歷史以真實可親的面目,第一次給那些值得尊敬的靈魂們以尊嚴。清朝詩人宋湘曾經有句詩說:"史有龍門詩少陵",《史記》中所透出的民間精神,再現在杜甫那些憂國憂民的不朽詩作中,并成為流傳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記》是中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中國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后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由于司馬遷受時代的限制,《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循環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時,指出這是“天所助”的結果。《高祖本紀》帶有“三統循環論”的色彩,以為“三五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現了災異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仍然沒有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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