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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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這是朋友書蟲的作品,因斬空寫了這本書,便去討了來,與大家分享一下。今晚會發一章。

    作者:書蟲

    凡是看過《水滸傳》的,無一不會對其書中的頭號反派人物高俅——高太尉印象深刻。把林沖搞得家破人亡的是高俅和其義子高衙內,發兵三打水泊梁山的是他,最后陷害宋公明等諸好漢的還是他。總之,高俅是個壞透了家伙。《水滸傳》是小說之言,當然不能以此為史,不過高俅在北宋末年確有其人,可惜在以龐雜而著稱的《宋史》中卻無傳,不能說不有點意外。那么歷史上的高俅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呢?俺不揣淺陋,梳理一下史料,也寫上一點兒,望諸方家指正。

    (一)高俅的平步青云

    在《水滸傳》中,第一回出場的就是這位高俅。書中說高俅原被人稱為高毬,后來因為此名稱實在不雅,發跡后被他改為了高俅。這應當是小說家的丑化,實際并不是如此。因為他的兄弟名字分別是高伸、高傑,都是人字旁,顯然他的真名就是高俅。《水滸傳》中說高俅是通過開賭坊的柳世權、開生藥鋪的董將仕輾轉推薦到小蘇學士(即是指蘇軾)手下的,這過程史無記載,大概也只能當成齊東野語了。不過再往后面的過程,高俅從小蘇學士手下轉到小王都太尉,再到端王(后來的徽宗)手下,卻不是空穴來風。此段系出于南宋王明清的《揮麈后錄》卷七中的“高俅本東坡小史”,這里不妨抄上此節: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為樞密都承旨時,祐陵為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輿晉卿善。在殿廬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記帶蓖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俅赍住。值王在園中蹴踘,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蓖刀之況,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逾月,王登寶位。上俊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腳跡邪!”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鎮殿前司職事,自俅始也。父敦復,復為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后登八坐。子侄皆為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為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頗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于牖下。”

    從這段中,我們可以知道高俅的確曾是蘇軾的小史(也就是小秘書一類的角色),也倒聰明伶俐,抄抄寫寫倒也稱職。蘇軾從翰林侍讀兩學士(翰苑)外調到知定州(也就是中山府),這是發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的事情,東坡先生在十月就已經到任了。而曾布(曾文肅)此時卻是在知瀛州(也就是河間府),他是在來年初才回到東京的,這就引出了一個時間和地點的問題,即是蘇軾何時何地要把高俅送給曾布?這里俺不妨分析一下。河北的定州與瀛州相比鄰,蘇軾完全可以很方便地與曾布通信。雖然蘇與曾布分屬新舊兩派,但曾布是屬于新黨中比較非主流派的,與王安石、呂惠卿等的關系都處壞的,而他與舊黨的關系卻頗為微妙。曾布在元豐年間一直不得志而被外放,恰恰是在元豐末年神宗死后,政局發生變化時,這才回到汴梁出任翰林學士,甚至連司馬光也想拉攏他。而蘇軾也絕非門戶之見很深的人,二人在元祐年間是有所交往的,而且還比較客氣。還有一點值得重視的是,《揮麈錄》的作者王明清,他的外祖父乃是曾紆,而曾紆就是曾布的兒子,曾家的事情(不涉及黨爭等大的是非)他還是可以信賴的。所以,我以為蘇軾就是在元祐八年十月至紹圣元年初期間,于定州寫信給曾布要轉讓高俅的,同時也可以推斷高俅應是也隨蘇軾去了一趟定州。但是曾布婉拒了,于是蘇軾又把高俅推薦給了他的好友王詵(王詵,字晉卿。既是《水滸傳》中的小王都太尉),這回辦成了,于是高俅又回到了東京。

    《水滸傳》中雖沒明說,但實際上指王詵是個浮浪無行的人物,事實上也的確如此。這王詵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王詵雖然是堂堂駙馬,但卻是一個招蜂引蝶之輩,冷落蜀國長公主。公主后來郁郁而死,氣得神宗把王詵在公主葬后立刻貶謫。不過王詵卻是一個丹青書法的好手,徽宗在潛邸時,就常與之切磋,關系很好。元符末年(或是指元符三年,即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為一次偶然事件而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就是與端王趙佶(所謂‘祐陵’,就是指徽宗,這是他‘永祐陵’的簡稱)的相識。王詵與趙佶在等候上朝時期相遇,趙佶忘了帶篦子刀,于是向王詵借了一個,修理了一下鬢角。趙佶用后對王詵說:“這篦子刀的樣式非常新鮮可愛”。王詵回道:“我最近做了兩個,還有一個沒用過,稍后就派人給你送去。”晚上,王詵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趙佶正在園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微有不以為然之色。或許是趙佶注意到了這個小廝的神情,便問道:“你也會踢嗎?”高俅倒也年輕氣盛,回答說能。于是二人對踢,結果甚合趙佶的口味。趙佶大喜,當即派人傳話給王詵:“謝謝你給的蓖刀,連同派來的人,我一起收下了。”于是,高俅終于變成了端王趙佶的親信手下。事情更巧的是,很快哲宗就死了,趙佶幸運地被選中為繼位者,位登大寶,成為了大宋皇帝。而高俅這個搭上末班車的潛邸“舊臣”,也鴻運當頭,一下子從一個閑散王爺的玩伴兒,一躍進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場。

    (二)高俅的飛黃騰達

    趙佶即位以后,高俅這個新受寵的潛邸“舊臣”,便被特別恩寵,開始了直升飛機般的升遷。

    宋朝是采用“右文左武”的政策,不過這是針對權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祿和品級實際并不低。既然文臣的權力占先,自然對其的要求也就要高。有宋一朝,文臣體系基本上完全被進士(及第)出身的士大夫所掌控,對于像高俅這般的閑雜人等,要想要擠入這圈子是極不現實的。不過,武臣體系雖然望低權小(相對而言),但是在俸祿等實惠方面一點也不差,升遷的伸縮性也大。顯然對于高俅這類人物來說,這才是仕途的捷徑,于是高俅便就此“從戎”了。

    對于高俅在徽宗朝早期的官職和升遷過程,史無具載,只是知道至遲在政和七年(1117年)正月前,高俅已經身為殿前都指揮使這樣的高位了。那么高俅在此期間都做過什么呢?這得從《宋南渡十將傳》卷一“劉錡傳”說起,其文載:

    “先是高俅嘗為端王邸官屬,上即位,欲顯擢之。舊法,非有邊功,不得為三衙。時(劉)仲武為邊帥,上以俅屬之,俅競以邊功至殿帥。”

    宋朝的制度倒是不錯,沒有邊功,就不得為三衙的長官。但是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古時亦然。徽宗把他的紅人高俅下放到基層,托給大將劉仲武,以此來“鍍金”,這樣就不愁沒有升遷的理由了。徽宗崇寧年間,西邊的戰事又起。要想探求高俅在西邊的事跡,還要從劉仲武入手。劉仲武在崇寧三年(1104年)約十月,吐蕃趙懷德等叛宋,劉仲武指揮恰當,大勝而使趙懷德等復降。崇寧四年四月,隨高永年西征。高永年輕敵敗死,劉仲武差點也被流放嶺南,經侯蒙的搭救,以及他的戰功,得免。那么是否高俅也參加了以上戰役呢?這只能說很有可能,但并沒有史料能證明這點(事實上,高俅在西邊的具體征戰事跡,史書上一概沒有。),我們也只能根據其他資料來推測。高俅在此段時間內并沒有一直待在西邊,他于崇寧四年五月隨林攄一起出使了遼國,而林攄的此次出使的目的就是為了回絕遼對宋夏戰爭的所謂“調解”,顯然這個使團需要有對西邊戰事比較了解的人。以宋徽宗的角度來看,加入一個熟知西事的親信顯然是比較放心的。既然選中了高俅,似可以反推高俅是已經在西邊有所經歷的了。在大觀二年(1108年),童貫及劉仲武在西邊取得了一次較大的勝利,他們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復了積石軍。徽宗對此十分高興,親自接見了劉仲武,頗為恩寵,并悉命仲武的九子為官。從徽宗的表現來看,他是認為這是一次很大的勝利,我懷疑高俅也參與了其役,這從高俅與劉仲武家的密切關系,以及劉仲武之后的征戰經歷可以推出,應該對他的升遷起了很大的作用。大觀二年后,宋夏戰爭一度較為緩和,到了政和五年(1115年),大戰再起。正月,童貫命劉法發動古骨龍之戰,秦鳳經略使劉仲武率兵出會州牽制。九月,王厚、劉仲武進攻臧底河敗北。次年二月,童貫命劉法、劉仲武率大軍攻克仁多泉城。

    我們知道在政和七年正月,高俅已經身為殿前都指揮使并被升為了太尉,那么他是什么時候得此高位的呢?史無明載,于是還得推斷。從上面政和五,六年戰事來看,似乎是高俅積累資本的好機會,但我以為此時高俅已經不在西邊前線,而已經在東京當上了殿前都指揮使了。其理由如下:(1)在政和五年劉仲武只不過是秦鳳經略使,絕無領導殿帥的道理。如果高俅仍然在西邊,那將會是高俅指揮劉仲武,起碼是獨領一面,但諸書全不見高俅的記載。(2)《揮麈后錄》言高俅“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若是因為政和五,六年的戰功才升殿帥,則時間距離徽宗繼位已經有15、6年了,這和“數年間”實在差距過大。上面已經說過,徽宗對大觀二年的戰果十分看重,以其輕佻的個性,完全有可能以此就以為高俅資歷已夠,留在身邊升官晉級了。所以我以為高俅出任殿前都指揮使的時間,大約是在大觀二年或之后一兩年內的事。

    不過,這倒不是說高俅就此與西邊戰事無關了。我們可以從一些側面看出他與劉仲武還保持著親密的關系。在宣和二年,劉仲武死后,徽宗曾做了一個夢,“上謂俅曰:‘吾疇昔之夜,夢仲武,其諸子安在?’俅以(劉)錡對,即日召之。奇之,特授閣門祗候”,可見高俅對劉仲武還是頗為照顧。而且前面也談到,劉仲武在政和五年也打過敗仗,但他的仕途并沒有受到影響,一直升到了瀘川軍節度使,這應該也有朝中有人替他說好話的原因,這個人應該就是高俅。

    既然高俅掌管了殿前司,那么他做的如何呢?答案是非常差。雖然北宋后期的殿前司已經不像其前期一樣顯赫(即已不是實內虛外,此時精兵大多都在西北),但仍然位高權重,對于京畿的防務任務重要。高俅本是小吏出身,雖然也在西北前線鍍過金,但遍尋史籍,沒有發現他打仗立功的任何記載,無非是靠關系增加升官的資本罷了,顯然他是不懂軍事的。管理軍隊,無非是要抓好訓練,嚴格管理,但高俅做得都很糟糕。

    對于軍隊訓練,高俅還是拿出他攀援徽宗的本領,玩的都是花架子,行同兒戲。在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里有不少這樣的記載。在卷七‘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條中,其開始是“橫列四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棹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爭標之前,先是吹吹打打,玩耍一番。后面的爭標競賽,也要搞出“旋羅”、“海眼”、“交頭”各種花樣,與其說是競賽,不如說是在表演雜技。高俅此時也要顯顯威風,同書卷十‘車駕宿大慶殿’條載:“是夜內殿儀衛之外,又有裹錦緣小帽、錦絡縫寬衫兵士,各執銀裹頭黑漆杖子,謂之‘喝探’。兵士十余人作一隊,聚首而立,凡數十隊。各一名喝曰:‘是與不是?’眾曰:‘是。’又曰:‘是甚人?’眾曰:‘殿前都指揮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雞叫。”如此儀式,聲如雞鳴,倒也很生動地勾落出高俅薄望貪名的形象來。

    訓練耍花架子,高俅對于軍隊的管理更是糟糕。在靖康年間,政治風云變向,有大臣上書揭露了高俅對軍政的嚴重破壞。《靖康要錄》卷七載:“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謹按:高俅……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校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雖然禁軍,亦皆僦力取直以茍衣食,全廢校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實俅恃寵營私所致。”。高俅恃寵營私,撈軍營的地皮建私宅,這可能還算小問題。但是嚴重的是,他不僅不按時發放軍餉,而且把禁軍當作私役,不管訓練,專管為他營私出力。如果你沒手藝,那么只能花錢再雇工匠。有錢的,就可以免于操練;沒錢的,只能再找營生賺錢,也無法操練了。于是不管有錢沒錢,軍事訓練都沒人管了。當然這樣的部隊自然是“紀律廢弛”、“軍政不修”,不要說靖康時的金軍,恐怕連一般的“土寇”也對付不了。在宣和三年的討方臘之役中,沒用高俅的殿前司諸軍,而是派童貫、譚稹率西軍討伐,似也不無道理。順便提一下“劇賊”宋江,包括《大宋宣和遺事》這樣的早期小說也沒有把宋江與高俅聯系在一起,這應該是元朝后的小說家為了使劇情緊湊而攢在一起的。總而言之,沒有任何記載殿前都指揮使高俅到底打過什么仗,他帶領的部隊自然在金兵打來時,“人不知兵,無一可用”。

    別看高俅沒什么真本領,但徽宗對他的寵倖卻二十多年未衰,不斷地加官晉級。在《宋史》本紀中,我們可以查到以下兩條記錄:

    “(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為太尉。”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為開府儀同三司。”

    不過這雖然有高俅的授官時間,但其官職并不全,他還有其他的官職,雖然時間無法確考。據《靖康要錄》卷7言,高俅最鼎盛時的官爵還有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簡國公。可見真是榮耀無比,幾乎可以說是位極人臣了。俗話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高俅的父親、兄弟、兒子也跟著他一道升官。高俅的老爹高敦復當上了節度使;高俅的兄弟高伸、高傑,前者進士及第,官至延康殿學士;后者也當上了左金吾衛大將軍;高俅的兒子高堯卿是岳陽軍承宣使,高堯輔為安國軍承宣使,高堯康為桂州觀察使,真是滿門朱紫!

    徽宗對高俅除了不斷加官晉級外,各種額外的恩寵自然也少不了。高俅的私宅實際早就被他的士兵修了又修,但是徽宗還是于“(宣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詔太尉、奉國軍節度使、充殿前都指揮使高俅賜第。”。徽宗還親自御書賜給高俅“風云慶會”的碑額,以示優寵和表彰。此外,徽宗的賜宴自然也少不了。據蔡京記載,徽宗在政和二年三月于皇宮后苑的太清樓設宴,款待他的兄弟和諸寵臣。出席宴會的有蔡京、燕王、越王、蔡攸、劉正夫、吳居厚、鄭居中、鄧洵武、童貫、高俅等人,君臣“親近無間”,極盡奢華。

    皇帝的過分寵幸,對于高俅來說,也免不了自我膨脹。高俅在加開府儀同三司后,每次在路上遇見當時的宰相王黼,就不讓道,而是分道而行。見面也只是打個招呼,作個揖而已,全然不顧殿帥要自以屬下之禮,來迎見宰相的宋朝舊例。

    徽宗一朝,高俅這個從龍舊人可謂是一帆風順,平步青云,過著“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的生活。但是天道有還,像他這樣無德無能之輩,又怎能逃脫命運的懲罰呢?

    (三)高俅“幸運”的結局

    宣和七年十月,來自北方金軍的鐵蹄,一舉打碎了宋徽宗統治集團“恢復燕云,天下太平”的虛幻美夢,于是宋徽宗、蔡京、童貫、高俅等人的命運急轉直下。

    事實上,北宋徽宗一朝,徽宗本人志大才疏,好名貪功。而蔡京、王黼等人打著紹述神、哲二宗新法的旗號,鼓吹“豐亨豫大”。對內肆無忌憚地搜括百姓,殘酷打擊異己人士,政治極度黑暗腐敗。同時又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假相,大興土木,盡情享樂,花錢如流水。國庫空前空虛,百般斂財,百姓生活極度痛苦,于是僅在宣和年間就爆發了方臘、宋江、高托山等起義。對外不顧國力,一味冒進。但是由于內政不修,在攻討殘遼的兩次戰役中遭到慘敗,暴露出軍事上的極度頹敗。最終也被金國看穿了虛弱的底細,成為了金朝下一個掠奪的對象。

    在金軍的凌厲攻勢下,徽宗再無往日的瀟灑和跋扈,完全被金軍嚇破了膽,他于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匆匆無奈地禪位給太子趙桓,自己于次年元月三日在得知金軍渡過黃河后,便連夜倉皇逃往東南避難。據《靖康要錄》卷四載:“初,道君(即徽宗)以(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夜乘船出通津門,獨蔡攸及內侍數人從。”(可能立刻追隨的還有宇文粹中和高伸)此時的東京內,政治空氣極度緊張,外有強敵壓城,內有欽宗與徽宗的兩派勢力相爭。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欽宗雖不很精干,但這點道理還是明白的。所以欽宗登基后不久,就開始清除徽宗的諸親信,第一個對象可能就是掌握兵權的高俅。欽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任命他母族的親屬王宗濋取代高俅,擔任主管殿前司公事(即殿帥),把兵權掌握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貫、高俅各帶領勝捷兵和禁衛兵若干也趕到與之匯合,一時間又組成了一個徽宗的親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寵臣們如同后宮的妃子們一樣,彼此為了邀寵而爭風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傾軋。在到達泗州后不久,童貫便于高俅發生沖突。《靖康要錄》卷四載:“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淮陽。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貫是扈從徽宗等人繼續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為“控扼淮津”,實則是要把高俅推離徽宗的身邊。童貫和高俅的矛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52中有所披露,陳東上書云:“臣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俅、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指商丘),不欲前邁,復為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無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詐傳皇上御筆令高俅守御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橋而南,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于攀望働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幾百余人。高俅父子兄弟在旁,僅得一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賊在側,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這里說徽宗不想繼續南下了,這從徽宗后來的表現來看,并不正確,顯然是高俅兄弟們的謊話,但這恰恰反映出高俅與童貫的確發生了嚴重的沖突。童貫為了獨攬“護駕大功”,把高俅部留在泗州,自己領軍圖謀與徽宗集團在江南另立乾坤。高俅還想繼續追隨徽宗,但局面已經被童貫掌握,甚至發生了武裝沖突。無奈中,高俅也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徽宗、童貫等人南下,而自己被甩在了泗州。走投無路中,高俅也只能“以疾為解,辭歸京師”(不過從當年五月高俅就死的情況來看,似乎高俅的確病了)。但是世事吊詭的是,恰恰是因為高俅沒能去的了江南,成為徽宗集團與欽宗相爭的幫兇,反而使他得到了一個比童貫、蔡攸等人幸運得多的下場,得以“獨死于牖下”。與此相對照,童貫被處死并梟首于開封,蔡攸也被欽宗御批處死。

    雖然高俅的下場比童貫、蔡攸等人要好的多,但他倚為援奧的徽宗集團畢竟徹底敗落了,作為這個集團的重要成員的高俅,自然也逃不過嚴厲的懲罰。靖康元年五月,高俅病死,“故事(指高俅是開府儀同三司職),天子當掛服舉哀”,李若水上言道:“俅以幸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尚當追削官秩,示與眾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李若水的兩次上書拉開了追貶高俅的序幕,于是“(靖康元年)五月十六日,圣旨:高俅率領軍兵,敗壞紀律,累有言章,可與追除,子孫倖冒亦與降等授官,以戒后來者。吏部供到:高俅已身亡,前系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簡國公;子堯卿見系岳陽軍承宣使.堯輔安國軍承宣使,堯康桂州觀察使。十八日奉圣旨:高俅追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堯卿、堯輔并與右武大夫,堯康與右武大夫,并遙郡刺史,余官迫奪,諸孫免”,于是高俅的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這兩副耀眼的官銜就此被免掉了,他的兒子們也被貶黜。但是這還沒完,如此處理還是不能平息百官和世人對高俅的公憤,于是圣旨又下:“高俅更追節度、簡國公。”,這樣高俅的四大高銜(爵)就此全部被剝奪干凈。正所謂高俅是夤緣際會、升遷極速,但是敗落的就更為迅速了,這就好似直升飛機的墜落。

    不僅如此,在高俅的死前,他就被抄家了。靖康元年正月,金軍攻城甚急,于是欽宗被迫派李棁出使金營,結果李棁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帶來了“索金帛數千萬,且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并宰相、親王為質,乃退師”的要求,欽宗屈服,“丙子,避正殿,減常膳。括借金銀,籍倡優家財。庚辰,命張邦昌副康王構使金軍”。這里的“括借金銀”,實際很大部分是取自徽宗集團諸親信之家。正月十二日,欽宗下令有司收括蔡京、童貫、何執中、高俅等家的金銀,并且包括他們的親屬家,不得隱藏。結果一共獲銀500萬兩。高俅的兩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依例抄家,并由于隱匿金銀,沒有如實繳納,而被人告發,而也遭到了貶官的懲處。

    至此,高俅和其親屬人財兩破,身敗名裂,落得個“陋室空堂、衰草枯楊”的境地。

    (四)對高俅的小評

    高俅個人的興衰榮辱、仕途沉浮,表面上是他夤緣際會、乖巧善佞的結果,實際上則是北宋末年徽宗一朝黑暗腐朽統治的的結果。或許高俅個人的飛黃騰達是一個偶然,但是以徽宗集團的荒淫無道,無一高俅,必然還會有張俅、李俅的出現。

    徽宗本人雖然是個藝術天才,但同時也是一個在政治上極度瘋狂的皇帝。偏偏徽宗又是一個極度自以為是的人,一心以為自己是個不世出的皇帝。在其統治下,大宋朝應該是,也只能是河清海宴、國富兵強,直追三代的千古盛世。既然是“千古盛世”,那身為帝王的他自然可以如《周官》所言的“惟王不會”,“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那么自我享樂一番又有甚么不可以的呢?實際上,不管是蔡京,還是鄭居中、王黼等諸輩,都不過是阿諛奉迎徽宗的意圖而已,所以徽宗的宰執(崇寧后)幾乎無一不是搜刮民脂民膏、阿諛迎合皇帝好美名、希享樂的“能手”。只可惜徽宗自以為的“千古盛世”,只不過是他在蔡京等人“幫助”下,自我虛幻出來的假相。事實上,大宋朝在他的統治下,已經處于一個千瘡百孔,各種矛盾空前激烈的絕境了!

    對于高俅來說,雖然沒有蔡京等對敗壞國家之罪那么嚴重,但是這也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高俅統領殿前司這樣的重任,但是卻軍政不修,紀律廢弛,使得他的軍隊成為“人不知兵,無一可用”的無用擺設(按理說他統領的部隊應是全國最精銳的),以至當國家危急時,全然派不上用處,其罪也是難容的。

    或許更為重要的是,高俅身處一個虛假繁榮的時代,世間事都變成了文飾矯揉和虛假做作,而高俅就是在那個造假時代的造假大家之一,這才是他的罪惡與悲劇,更是那個時代的罪惡和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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