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與商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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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與商人精神  

    近年播出的《晉商》、《錢王》、《胡雪巖》、《昌晉源票號》、《駝道》等歷史片、歷史劇,都是以明清以來的著名商幫及商人的商業活動為背景拍攝的。了解商幫的歷史,體悟傳統的商人精神,有助于我們更完整地把握中華民族精神 

    明清各地商幫的崛起,為中國的歷史畫卷平添了一抹亮麗的色彩 

    劉蘭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主編,以下簡稱劉):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作為“士農工商”四民之一的“商”,一直是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明清時期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的商幫的崛起,更為中國的歷史畫卷平添了一抹亮麗的色彩。 

    封越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以下簡稱封): 

    明清時代我國社會經濟出現了一種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地方商幫和大商人資本的興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幫為山西、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陜西、福建、廣東、江右(江西)、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寧波、龍游(浙江中部)、山東商幫。明清時期初步形成的傳統市場體系網絡,正是有賴于作為市場主體的各個地方商幫來連接和組成的。而從中國現代化史的角度來看,經濟史學家吳承明先生認為,大商人資本的興起是中國16、17世紀現代化的因素之一。 

    劉:明清時期的十大商幫中,以晉幫(山西商幫)和徽幫最為著名。他們是全國商界舉足輕重的商人集團,積聚了大量的商人資本。所謂“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謝肇浙《五雜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晉商,以其資金雄厚、活動范圍廣闊,居各幫之首。 

    朱蔭貴(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以下簡稱朱): 

    前些時,我到山西參觀晉商大院,作為經濟史工作者,我們當然知道晉商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地位;它綿延繁榮達500年之久;商路蹤跡遍布全國,并遠及俄羅斯、日本、蒙古等地;從晉商中產生的金融機構票號,執晚清中國金融牛耳百余年,號稱“匯通天下”,但此次參觀仍使我受到很大震撼。晉商大院所傳遞的文化氣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擁有這些大院的晉商大族大部分出身貧寒:渠家起家于小販,王家起家于賣豆腐;常家則起家于背著褡褳小買小賣的“行商”。據資料記載,其他的晉商大族也基本如此。 

    封: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陜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為了北部邊防糧食供應而實施的“開中法”,使晉陜商人憑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動在黃河流域、各大鹽場及四川地區。隨著清代國家的統一、版圖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動范圍更加擴大,成為東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動范圍甚至遠至西藏,山西商人還壟斷了對俄國恰克圖的貿易,并從事東南、兩湖至西北的長途販運貿易。山西商人除經營鹽業外,還經營茶、糧、棉、布、絲綢及高利貸等,晉商的典當業及高利貸很有名,被稱為“西債”。明清商人積累了巨額財富,據說明代徽商的資產達到百萬兩,山西商人之富超過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萬家投資,不一而足”,資產達到千萬兩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間山西商人創造出經營匯兌業的票號,匯通天下,顯赫一時。票號在晚清的晉商行業中幾乎是一枝獨秀,但由于晚清金融倒賬風波不斷、票號缺乏與時俱進的變革精神,加之辛亥革命后戰亂的影響,因而很快就走上了衰敗沒落之路。 

    劉:中國商人的成長及商人隊伍的壯大可謂一波三折。一般認為,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歷了秦漢、唐宋、明清三次高潮。與此相應,商人的成長也有三個生機勃發的時期。早在秦漢之際,就有“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唐宋時代發生的社會經濟變革,促進了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賈。宋代的文獻中有“南商”、“北商”的稱謂,但未見類似于明清商人集團的描述,也沒有看到關于商幫活動的場所——商人會館的描述。 

    封:徽州商幫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間,主要經營鹽、糧、茶、布、典當、木材等行業。明代徽商的“足跡遍天下”,自稱“山陬海土需孤村僻壤”無所不至,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動范圍有所收縮,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及北京等少數大城市。徽商財富在明代已達到百萬兩級,清代出現了千萬兩級的巨商。乾隆末年后,由于兩淮鹽區的徽商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危機,加之道光中葉清政府實行鹽法變革、鹽商因喪失壟斷專賣權而紛紛破產,鹽業作為徽商的龍頭行業徹底衰落。晚清茶葉成為徽商的支柱行業,光緒后期由于洋茶沖擊和外商壓價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轉衰,它標志著徽州商幫的徹底衰落。 

    朱:但是,如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明清時期商幫的發展尤其是商幫進行的長途販運活動,卻有促進社會經濟結構變化和新經濟因素出現的進步作用。例如,商業活動尤其是專業化的商業販運活動,有利于農村副業的發展和城市間的分工;有利于工場手工業的發展,進而會帶動稅制、法律、財產權的改革和農業的商品化、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等等變化。過去討論資本主義萌芽時,認為明朝中后期開始萌芽的觀點比較集中出現,應該不是偶然的事情。 

    “學而優則賈”與“賈而好儒”形成晉商與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氣質 

    朱:晉商規模如此之大,延綿時間如此之長,經商領域如此之廣,靠的是什么?有人說,晉商的發達靠的是地理條件,山西干旱少雨,不宜農耕,但四通八達,南下北上,扼商路咽喉,適合經商。有人說,山西人天生有經商才能,以“誠信”著稱天下,崇信“管鮑遺風”,把經商活動視為“陶朱事業”……當然,晉商能發達到如此地步,絕非一二因素所為,但我想,“學而優則賈”是晉商發達并綿延幾百年的重要因素,或許可以說是決定因素。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是“學而優則賈”。據說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獲得功名后不做官而從商的進士。當地流傳著“有兒開商店、強如坐知縣”,“生子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好好寫字打算盤,將來住個茶票莊”的民諺。這與我們熟知的中國封建傳統“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相差何啻萬里!春秋戰國時即以經商致富、后被尊為中國“商祖”的白圭,其經商取勝之道的核心是“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逆向思維,也可以說是“出奇”,“出險”之道。晉商的“學而優則賈”走的也是這條路。試想,當全國各地的聰俊子弟將聰明才智都用在讀書做官,拼命想擠上科舉功名的“獨木橋”時,山西商人卻在源源不斷地向商界選送文化素質高的優秀人才,瀟灑從商,坦然為賈,一代又一代搏擊于商海,用他們一流的腦瓜構想著商路的開拓、經營的改進、貨物的運輸和商業人才的培養選拔。他們有知識、有眼界、有對策,能以己之長,陷彼之短,能不異軍突起嗎? 

    劉:從社會史的角度觀察,明中葉后,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價值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傳統的“士農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棄儒從商,在一些商幫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趨勢。即便是“儒風獨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著”(崇禎本二刻《拍案驚奇》卷37,轉引自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第210頁)。余英時先生在論及促成這一變化的原因時,強調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1、中國的人口從明初到19世紀中葉增加了幾倍,而舉人、進士的名額并未相應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機會越來越小;2、明清商人的成功對士人是極大的誘惑,明清的捐納制度又為商人開啟了入仕之路(參見前揭書第213頁)。 

    封:明清時代的各個地方商幫都形成了自己的商業文化和倫理精神。他們既有共性,也各有特點。譬如,徽商“賈而好儒”,商業經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表現在:1、“以誠待人”;2、以信接物;3、以義為利。徽商的“賈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勢力,與封建宗族勢力結合,把“賈為厚利,儒為名商”作為“亢吾宗”、“大吾門”的手段。 

    劉:徽商的“賈而好儒”,植根于其獨特的社會文化土壤。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學傳統。徽人廣建書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風獨茂”的地方風情。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徽商或“先賈后儒”,或“先儒后賈”,或亦賈亦儒,在賈與儒之間“迭相為用”,因此以儒道經商就成為徽商精神的精髓。 

    明清時期的商人精神中哪些仍有助于今天的經濟發展? 

    朱:無疑,統治中國傳統商人商幫的倫理精神,是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在這種文化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傳統商人中形成的商業文化,除遵循商業活動的共同規律如誠信、講究質量等等外,在成功的或是境界高的商人中,往往還表現出某些特別的特點:如重視對人的信用;在經商中講究平淡恬和、寵辱不驚的境界,滲透著一種“經商亦是濟世救人”的悲天憫人的情懷等。晚清狀元張謇下海經商,以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名言為信條,講究個人操守的道德自律,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歷史使命感和關心國計民生的經世致用思想等,就是典型的一例。顯然,這些行為和文化道德中蘊涵的精神原則,在過去和今天,都是適用的,而且值得提倡。這種精神,對今天的經濟建設和商業道德的建設,同樣具有積極意義。 

    劉:在明清時期的商人書中,我們常常見到那些被德國社會學家韋伯視為有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勤”、“儉”等倫理訓條,“誠信”更是各個商幫共有的文化精神氣質。這些倫理訓條并不是為資本主義量身打造的,作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它不僅造就了昔日明清商幫的輝煌,在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重要意義。 

    朱:是的。另外,經濟史上還有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即“資本總是在最短缺的地方發揮最大的效用”。知識是一種資本,知識能夠創造價值,這種觀念,今天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可。晉商“學而優則賈”是同樣的道理,他們是從先天和后天的條件出發,把獲得的知識這種“資本”用來經商,“在最短缺的地方發揮最大的效用”。從這些例子上看,傳統商人和商業文化中可資借鑒挖掘的東西仍然還有很多,值得我們給予進一步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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